《艋舺》，旧文重贴。
我看了这部新的台湾片。也许我比较敏感，想得比较多，这片子看起来不像单纯的青春偶像怀旧动作之类的作品。在很多若有若无的细节处，编剧和导演还有些别的意思想表达。从这个意义上看，旧的本省角头式的民间底层组织的消亡，使这片有一点点政治性和本省怀旧的情节在里面。我还是觉得，台湾本土大部分所谓有内涵的电影作品，都有点悲情化，跟它的近代史有关。不能明了这一点，有很多味道就不一定能看出来。
我两年多以前看到《悲情城市》，深以为是好片。因为其时我已经坚持每日看台湾的《中国时报》逾四年，还是所谓台客道的陈升的歌迷。看完一遍后再到图书馆和网上找了些资料，然后看第二遍，才体会了更多的东西。于是在旧版的网志上发了一个系列。那个系列，既长且拗，估计没有多少人看完了。我今天回头重读了一遍，觉得其实还不坏，应该是一个尚好的理解台湾文艺作品的背景材料。现在这个网志有一些新的看客，而且涉及台湾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消息也越来越多了，我决定把四篇旧帖全部重发在下面，方便有心的看客。
《悲情城市》及其关联 （一、声色）
关键词： 《悲情城市》，台湾历史
这篇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预计共四片，其动机跟侯孝贤导演在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有关。需要提前定义的是，这个系列说的其实不是电影，而是与电影相关联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之至关重要，不止关乎我们对台湾岛的理解和认识，也关乎我们共同的未来。因此，这一篇从电影出发，第二篇介绍相关历史，第三篇尝试阐述“悲情”，第四篇收尾远望未来。
网络评论，尤其是大陆的网络评论，对这个电影评论已多，总而言之，基本上是好评如潮，大师力作。然而据我从搜索出的结果来看，站在大陆居民的角度，本身并不易真正理解此电影的背景及内涵。加之侯孝贤的剪辑手法和叙述方式比较不注重易观赏性，有时甚至刻意淡化隐藏逻辑关节，使得电影从故事性角度看来就更加难懂。无怪侯孝贤本人后来说刚剪辑出来时自己还以为是一部烂片（据凤凰卫视网站），而我也很怀疑他最早的目标观众群只是台湾居民，因为很多场景，外人完全没有线索 — 比如陈仪的两端广播讲话。好在侯的长镜头运用，还有摄影机固定位置等等拍摄方法，以及剧本的精妙，使得电影从艺术性角度有很多可以让观者发掘的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随便打开搜索到的几个影评，几乎人人都对长镜头印象深刻，也觉得一个家族变迁到最后，真是悲情。甚至还有半专业的电影网站颂扬此片为“史诗”式的巨作，就更加是误会了。《悲情城市》绝不是史诗，史诗的说法源于希腊神话，其两个必备的特征是英雄和悲剧，比如特洛伊的阿克留斯。之所以出现这种误会，是因为为数不少的文艺青年十分热衷一种表达方式，也即流行的一个称谓“宏大叙事”，跟历史背景相关，那必然宏大了，“宏大”于是“史诗”，也属自然而然。而事实上，“宏大叙事”这个称谓的中文翻译本身的用法可能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它的来源，应该是英文的grand narratives，属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原意似乎跟中文翻译并不相同，当然这不在本系列的讨论范畴之内。– 我想说明的意思是，国人之凡是热衷“巨”“大”，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这一点，作家阿城在《且说侯孝贤》一文中有非常过瘾的论述，有兴趣者可以去查。
就我所见，网上可以找到的论这部电影的文章中，只有刚才提到的阿城那一篇，和一个叫林文淇的人写的《《悲情城市》的台湾历史与国家属性》一篇比较有价值，但是林的很多立论和阐述有偏见的地方，似乎有意无意地把一部电影的内涵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好在该片的编剧朱天文写侯孝贤只是想表达“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有此一句足矣。
《悲情城市》虽然跟二二八那一段历史紧密相关，但并不是一部讲历史的“大”叙述的影片，跟大陆早年张艺谋的《活着》相比较，虽然两片都有很浓重的悲情气氛，但是《活着》更偏于好莱坞式的路子：时间跨度几十年，按顺序和情节脉络展开，人物刻画比较饱满鲜明，关键场景有很细部的描绘，加之张拿手的色彩运用，视觉冲击力极强。可惜时间跨度一长，很多细节就无法过多着墨，只能放大几个关键情节。相比而言，《悲情城市》集中在相对短的三四年时间，有趣的是，看懂了该片的人，很多都会感到绵延百年的历史感。阿城在《且说侯孝贤》一文中有一段令我叫绝的评论：“《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轮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触摸这断面的质感，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
在画面的处理上，侯大量运用固定摄影机长镜头拍摄的方法，使观者对情节本身的距离感很强，有说法认为这就淡化了二二八事件本身的冲突性。此外，此片基本没有历史事件相关的大场面比如几百上千人的民变等等，侯孝贤有可能希望避免声色方面感官的刺激，把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它其中的任务，除林家兄弟外，还有很多着墨颇多的配角，看似无足轻重，其实都很有意涵，比如参加了处理委员会但最后被捕杀的林老师。当然，考虑到《悲情城市》的成片年代，恰在台湾解严之后，这种敏感题材，导演也不大可能立即放开手脚。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一个结果不会只有一个原因，通常是复合的原因。
我在敲上面的文字的时候一直在听电影的原声音乐，主题曲是电子琴版的，其实我还在网上找到过一个交响乐版的，好像是布拉格交响乐团的作品。交响乐的版本，当然听起来更庄重宏大，为何侯孝贤当时有电子琴这么简单的东西来处理主旋律呢？难道是成本原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总觉得交响乐跟电影本身隔了一层，后来才领悟过来。– 我在特拉华上学的时候，一位台湾来的酒国前辈曾经告诉我，台湾岛，尤其是南部一些大老爷们，常拖着日式的木屐，大口嚼着槟榔在村里的小路上晃荡。。。。。。呵呵。
系列的第一篇，就这些吧，我基本上没有介绍剧情，为了不影响别人将来观看时的效果。
《悲情城市》及其关联 （二、历史）
这一篇搞不好会比较长。
二二八事件 — 历史的切片。
先从二二八事件说起，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也是《悲情城市》影片的背景。从黄仁宇式的角度看问题，二二八更像是历史脉络里面的一个切片和断面，这个断面呈现出来的特征，跟历史的上游和下游都有逻辑上的因果关联。关于该事件的描述，中文版的维基百科有很细节的资料，我不用再复述了，请看下面的摘录：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发现一名40岁并育有一子一女的妇人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而林妇表示家计困难而跪地求饶。但是查缉员一直坚持不让步，使周围民众越聚越多，之后林江迈被查缉员以枪托公然击伤头部。民众目睹此景后，因愤怒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等人开枪示警，却失手击毙了市民陈文溪。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凶，但由于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民众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隔天2月28日，因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工、罢市，许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之外，还要求公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群众抗议中，发生零星焚烧事件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请愿示威，过程中公署卫兵对市民开枪并造成伤亡，使民众情绪更为激昂。抗议民众因此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道事件始末。至此，长期对中华民国政府不满情绪，加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因而从3月1日起，终于爆发了全岛性的反抗政府事件。”
以上的事实部分没有什么大的争论，但是比较被争论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第一，二二八和后来国民党军的抓捕行动总共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的不同版本答案，从几百人至几十万人不等；第二，二二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爱国民主运动？暴民运动？地下共产党组织的起义？还是台独运动的发端？ 为了对这些争论作出比较可信和客观的结论，必须先搞清楚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而难就难在二二八的原因至今尚无一致认可的定论。因此，有必要首先以一种冷冰冰的态度检视台湾的历史，也即最终达致这一历史切片事件的上游脉络。
台湾古代治权的澄清。
如果去看大陆任何关于台湾历史的版本，首先当然是要强调台湾自古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早追溯可到三国时期两个东吴的将领，受孙权之命去找夷州，也即今天的台湾。– 我们常说南韩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可取（比如抢夺端午节），惹人厌烦，已经到了为了民族自尊心歪曲历史的地步。而其实我们也得时时自省，避免自己也犯了韩人的狭隘民族主义– 需要承认，找到一个传说中的地方，跟拥有那个地方是两回事。从法理上讲，某一地成为某一政权事实领土的重要依据，是存在政治和军事组织上的建制。否则，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曾经是神圣领土，而且，徐福到过的日本，也大有商榷的余地。由建制的标准出发，隋炀帝派员体察民风并“慰抚”的事情，也不意味着治权的延伸。众多大陆版本的台湾历史只提到元朝最早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因此可以证明：自那时起中原王朝的治权已经及于台湾。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概念偷换，那时候的澎湖，跟今天的台湾本岛是两回事。实际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是四个不同的地方，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内战战败偏安台湾之后，台澎金马才被置于一个治权之下。在元朝乃至后面的明清两朝，澎湖跟台湾都不是一回事。不能说：因为我403年前的治权及于澎湖，而现在澎湖是大概念意义上的台湾的一部分（包括台澎金马），因此403年前我对澎湖的治权涵盖台澎金马。这个概念之不能被偷换，不单在于历史事实必须被尊重，更在于由于清朝对台湾有不争的治权，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罗宣言》也明确规定日本之归还台湾给中国，因此没有必要如此不自信的去拼命挖掘不成其为证据的证据。从治权标准看，真正的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湾本岛的统治，开始于郑氏王朝投降后的清朝康熙年间，距澎湖巡检司403年，其中经历了荷兰殖民统治（不及于全岛）以及郑氏王朝统治两段时期。
台湾古代史略述及大陆移民。
台湾最早的居民据称可能是在冰河时代从大陆上过去的，那时候台湾海峡可以走过去，后来也有一些移民偶尔通过海路过去。在荷兰和西班牙殖民公司抵达台湾之前的居民，即原住民，也可以说是土著，土著居民最主要的两族，为高山族和平埔族。顾名思义，高山族居于山区，现在还有一小部分，包括早些年的红歌星张惠妹也属于这一族。平埔族居于平原，现在已经找不到血统纯正的平埔族人，因为平原地区跟汉族移民通婚，已经全部同化。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以下简称为“周书”），台湾岛的原住民语系为南岛语系，跟东南亚语系属于同支，跟大陆上的侗傣语系接近。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及后来郑成功占领台湾的事情基本比较清楚，不需过多着墨。唯需指出的是，根据周书，荷兰人最初在他们成为Tayouan的地方修筑堡垒，这个词的发音为“台员”，后来成为“台湾”这一名称的由来。在郑氏王朝之后，自清朝的康熙年间开始，清朝在康雍乾三朝大量从福建和广东两省向台湾移民，新移民从事农垦开拓，并通过半非法的途径从原住民手中租赁或购买地契，因为相对于原住民的鲁朴，新移民更加精明狡猾，于是原住民的土地被逐渐挤压侵噬，而人口上新移民也成为社会多数。在这一时期移民过去的闽粤两省的居民包括客家人在内，即成为今天称谓上的“本省人”，区别于1949年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外省人”。到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朝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才开始了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
日本人在准备“接收”台湾之初，也曾遇到激烈的抵抗，因为台湾百姓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号称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拥立当时清朝的台湾巡抚为总统，但年号为“永清”，以抗拒日本统治，但是很快随着日军登陆即不复存在。除了其它地方的激烈抵抗，在台北和高雄两大城市，属于和平接收。这一段历史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辜显荣，也就是“汪辜会谈”中辜振甫先生的父亲，辜显荣在日军逼近台北城之时，代表绅商阶层主动与日军洽谈并引导日军进城，避免了暴力对抗。辜氏因此成为后来台湾的一大望族，商业巨子，辜显荣本人后来还曾接受日本天皇的爵位，直至今日辜家还是台湾岛举足轻重的豪门之一。以今日之民族主义眼光观之，辜显荣当然是一个绝对的汉奸，然而，在自己祖国的中央政府都已经把这个岛屿割让抛弃的前提下，辜显荣的作为及其动机，也很难绝对化。后来辜振甫出访日本，日语极好的他坚持以汉语接受访问和参加活动，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在父亲往事阴影下作出某种象征性表达的意图。辜显荣有好几房夫人，辜振甫应该是第三房所出，而第六房的日本籍夫人后来生下的辜宽敏，也成为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都是后话了。
由于日据时期大部分时候采取的是文官统治，也就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最高长官是文人出身，所以它的统治相对不那么暴力，除了奴化之外，还比较注重文化殖民政策，也即皇民化，要求台湾居民学习日文，穿日服，以至后来的允许用日本名字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相当一部分从小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居民由于文化认同，反而有很重的失落感，这在《悲情城市》中也有体现。据周书所载，到二战时，台湾基本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南下攻占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有“工业化台湾，农业化东南亚”之战略，而从历史图片可见，当时的台湾城市比如台中，其建设市容水准在亚洲已经相当领先，甚至有欧洲城市的影子。二战时期，日军因为扩充兵员的需要，大量招募台湾本地居民参军，称为“高砂义勇队”，《悲情城市》影片中一直没有出现的林家老二，也就是参军的一员。 甚至在二二八的本省外省冲突爆发时，也可以看到本省的所谓皇民青年在交通关口用日语问路人是哪里人，因为外省人是不懂日文的，如无法回答则被当成外省人殴打致死，甚至割头。
二二八原因 / 国民党接收 / 陈仪。
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的暴力冲突的原因没有定论，但大致包括经济原因说，官员腐败说，民族隔阂说，地下共产党起义说，皇民青年暴动说等等。一个事情不会只有一种原因，常常是多个原因的复合。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国民党在二战胜利后接收台湾的长官为一级上将陈仪，虽然被很多研究指为无能贪腐，并且欺骗百姓行使缓兵之计，最后残酷镇压等等，从《悲情城市》两段他的广播讲话都有反映。但是我个人的见解，陈仪个人还是一个开明的官员。他最早到台湾时甚至鼓励新闻言论自由，暴动最初发生后他指示成立的“处理委员会”广纳社会名流的办法不能说不合适，而最初他给蒋介石的信件中也提到事情只是一般民众闹事，只需安抚了事。这些事实都能说明问题。只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本省籍暴民开始报复性屠杀外省人，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原高砂义勇队回台的日军老兵开始抢夺日本投降后遗留在台的军火并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才引起陈仪的态度变化。由于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武装力量比较薄弱，因此陈仪急电蒋介石要求调兵安定局势，保护外省人和接收官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整编21师登陆后，跟台籍日本老兵和暴动群众发生冲突，在各地造成大量伤亡，也是事实。但是，单纯把二二八说成外省人屠杀本省人，则失之偏颇。
大历史观 / 二二八的性质。
黄仁宇虽然没有具体分析过台湾问题，但是借用他的大历史观和技术性的分析方法，把历史事件摆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中观察，会看到所谓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而我的结论是，二二八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上都跟大陆不同的社会底层组织和来台接收官员的上层结构间存在巨大差异。
我倾向于认为在战后国民党接收台湾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是二二八发生的主要导火索。首先，二战对台湾经济破坏巨大，国民党接收后因为基本没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停顿，经济秩序混乱。其次，国民党接收中有很多进一步损害经济的行为发生，比如在电影中看到的大陆奸商勾结官员和台湾本土的黑势力把台湾的米、糖等农产品运到大陆牟取暴利，在从大陆走私香烟来台两边赚。还有国民党为应付内战，拆卸日据时代的机器设备运往大陆等等。
在宏观层面，台湾在日本投降后，它经济上需要的是中央政府的修生养息政策。经过日本这个当时的工业国多年的经营，台湾当时的工业基础和经济结构跟仍然是农业化的大陆完全不同，反而要先进一些，需要的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接收人员基本上没有这种认识。造成台湾当时的底层组织实质上和接收的上层结构在意识上和技术上都脱节，套用黄仁宇的理论，这种脱节几乎必然造成摩擦和冲突。在政治社会层面台湾需要的则是一改日据时代人民被奴役矮化的地位，而享受平等的中国国民待遇。也许陈仪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整个接收官员集团并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角色放在了一个战胜者清理战利品的角度，很多殖民政策居然还被延续使用，台湾居民的期望和实际发生巨大落差，民愤可想而知。台湾民进党籍的林浊水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官员统治水平在“全中国”算是最佳，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无能统治台湾。”
在此情形下，虽然有证据表明整个暴动有中共地下党的参与，但是其程度较浅，并不是主导力量。因此把二二八称为“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这种当前的官方定性基本上是不合适的。而二二八的真实性质，也决不是中国内战的延伸和组成部分，因为上述的“脱节”本质上是由日据跟大陆分离造成的，因此二二八及其后续冲突的本质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伸和被波及的枝节。
很长了，这一篇就收在这儿了。
《悲情城市》及其关联 （三、悲情）
上一篇为了写《悲情城市》这个所谓大树断面的脉络年轮，一不小心写得很长，写得筋疲力尽（据说看着都累），草草收尾后，才发现我在第二片开头提到的两个问题只点明了一个，也就是二二八的性质，另一个忘了结论，这一片先补上那个结论。关于二二八的死亡人数，现在有文化的台独深绿人士应该心理明白，但是嘴上尽量往大了惨了说，没文化的深绿就更是听风便是雨。有人说二二八光高雄就死了30万人，可是据记载当日高雄的人口不过15万。后来李登辉当政后，官方给予二二八死难家属补偿金，最后明确出来认领的不过800人。有部分深蓝说也就是800遇难人数，我想也有走极端的嫌疑。因为蒋氏统治时期对此问题讳莫如深，也没有什么翔实的学术研究资料，所以导致至今仍然迷雾重重。不过我个人比较倾向认同的是有一个研究根据台湾人口自然死亡率的统计以及在二二八那年的异样波动，计算出实际死亡人数当在18000左右，这个应该比较有根据。但是这个18000人不全是无辜的本省百姓，还应包括屠杀外省人的武装分子以及被屠杀的外省人。据当时亲历事件的外省人回忆，皇民青年在交通关口盘查屠杀外省人，尸体堆积犹如小山，外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把陈仪等接收高官都当成了活命菩萨。军人遇到此种情况时，由于台湾与大陆分离日久，心理上可能不自觉的把对方放在一个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也即“非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产生报复心理，也极有可能。
好了，让我们回到这一片的主题。
二二八悲剧的责任人问题，陈仪也好，蒋中正也罢，这片的讨论之后，我们会进一步肯定。其实，放在较长的历史背景底下，责任人这一追问近乎无解，因为二二八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而成的悲剧。无论如何，事件的结果是本省人被镇压了，在社会构成上被实质矮化了，从此后大多社会上层管理者多位外省人士，甚至歌星影星，在90年代前都绝对是占人口少数的外省人的天下，– 比如林青霞张艾嘉，– 直到蒋经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省人于是有了一种所谓被欺压者的悲情。然而，我常常想，如果当日失败的是外省人，假设本省暴动分子最后攻占了省政府，杀掉了相当部分外省人，那么今天台湾的历史会怎样，每年社会会从人道角度反省二二八，还是会热烈庆祝这一纪念日呢？历史之不能假设，故而这种发问无解。
《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的悲情，当然跟刚才已经触碰到本省人被欺压的悲情有关，但是我想这种悲情只是表层的和现象的，而并不是根性上的悲情。台湾居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本省人根性上的悲情，是一种历史悲情，具体来说，就是身份的认同问题，跟心理学里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相关，简而言之也即“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相信这片帖子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塑造的萧峰这个角色。萧峰这个悲情英雄，其悲情的核心，即在于他无法把自己归属于宋国和辽国两方的任何一方，他是契丹血统，却长在宋朝，在宋辽冲突的年代，萧峰至死都还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苦苦挣扎。我在本片的讨论之初举出这个文学作品里的例子，作为引子，帮助理解台湾居民的群体悲情。
身份认同这个问题的产生，也难逃对历史的检视。在清朝治下，显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高山族平埔族，生番熟番都是“番”。加之清朝的大量移民都来自大陆，并且这部分居民占到人口的大多数，而清朝在台湾的行政长官为“巡抚”，相当于一个省的建制。清朝在《马关条约》中割台予日本之时，台湾社会在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安排，不愿意成为日本治下的领土，而在祖国抛弃了他们并开始撤出官员的情形下，悲愤失望有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于是才会出现上片讲到的自称独立并且拥戴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的举动，然而从他们的年号“永清”，并号称世代为大清藩属，可以看到当时的情绪。至此，后世百年的“悲情”之根已然种下。
日据开始以后，最初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当然要经历一个磨合期，然后趋于稳定。日人的殖民方略，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欧洲列强殖民经验的影响，应当称为“恩威并重”，从上片提到的文官治理的策略即可见一斑。据周书载，日据时期也有两次显著的抗争，第一次为草根阶层类似于义和团似的暴动，第二次为高山族原住民一支的暴动。前一个有民族主义内涵，第二个则没有。而两次暴动，我以为很明显一个特征是并没有岛内文化和商业精英的参与，也可从侧面说明岛上最初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逐步缓和。及至二战结束时，由于近50年的皇民化教育，至少相当部分日据之后出生的人已经并不排斥日本的统治，甚至对日本文化还有一定认同感。这一点，从《悲情城市》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很多体现，那些一出生就接受日语教育和日式文化熏陶的人，除了从祖辈的口传中明确自己血缘的属性外，已经很难要他们像日据初期的人民一样排斥日本统治，反而他们对日本文化还有认同感。这部分人，从日本殖民统治趋于稳定开始，直到二战投降，估计介于1910年至1935年左右出生（1935年至1945年生人因为学龄适龄问题应该未及受到文化殖民的影响），在大陆臭名昭著的李登辉即在其中。数年前一位台湾来美国的前辈也给我提到这一点，大意是比他更早一辈的本省人普遍亲日。在这一时期，可以推想，台湾居民的民族认同虽然没有疑议，肯定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但是在国家认同上，至少有相当部分人存在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处于日本的治权范围内，但不享有国民待遇。
在日本投降并撤离台湾时，社会上的情绪比较复杂，欢欣鼓舞有之，淡淡的怀日情绪亦有之，影片中都有精微的表达。但是，虽有犹豫，当时社会主要的情绪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虽然当时日本已经属于相对先进的工业国，而对台的殖民统治也并不太残暴，但是毕竟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没有自己做主的感觉，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些丫鬟奴才，再有头有脸还是丫鬟奴才。回到祖国后即使国家还不富裕，但是最起码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这可能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情绪。从影片中台湾刚刚光复后街上酒店改名“小上海”，还有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唱《九一八》都可以看出来。另外一方面，唱《九一八》的青年之感情空洞甚至无聊，也传神地刻画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国民党接收人员抵台后，如上一片所述，始终无法体会到一种“弃儿回家”的情绪并小心处理这个问题，反而以另一个战胜了的统治者的形象登上这个岛屿，非但如此，新来之统治者还不如旧的日本人在管理上之先进有效，社会经济秩序一团乱麻，而老百姓之社会地位也并无显著改善，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期待中的国民待遇没有立即出现。影片中林文雄那一句：“你以为你们是来作王的吗？”即为民怨累积的写照。及至二二八当天，卖私烟的妇女，她卖的烟实际上是跟国民党官员有勾结的外省商人走私运进台湾的，而缉私人员居然拿一个无辜的“销售终端”问罪，并误伤群众，一下子点燃了火药桶。在血腥的暴力冲突之后，本省居民已经很难把自己看成是和外省人同属的那个“祖国”，而是把他们划到了和日本人，荷兰人一样的“占台者”的位置上。也埋下了日后台独运动之根。
到二二八结束，台湾本省人原先的回归祖国的正面情绪，基本被现实击碎，他们对大陆上政权的疏离感增加。不久，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大陆上有了一个相对大一统的新政权，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新政权的治权在1949年以后60年内尚不及于台湾岛。随着丢失大陆的国民党迁台，为站稳这个偏安的岛屿，国民党实施的是比较高压的统治，事实上在蒋介石去世之前实行的是军政府统治。与日据时代的文官统治比较，从某些方面看社会状况还有所倒退。此时的台湾本省居民，在日本，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之间，身份认同之危机更见深化，他们不曾在任何一个政权里享有真正的国民待遇。– 清朝日本已属过去，中华民国只限台澎金马，而且日后亦只被20余个国际上的小国承认，同时也不属于大陆政权管辖，那么“我”究竟是谁？– 萧峰的悲情尚属个人，台湾岛上的认同危机，则属于百千万人的群体悲情。1949年以后的事情，当然不在《悲情城市》的故事里，但是我相信，侯孝贤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那个时代人们在认同上的焦虑感，无可避免的已经渗入到电影里面。
回到这片开头关于责任人的发问，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日据之时，由于日本相对清朝之工业性和先进性，其对台湾的殖民征服反而比国民党收复台湾时的接收过程要容易，因为先进的上层结构与落后底层组织之间的磨合，要比落后的上层结构与先进的底层组织之间的磨合简单。大历史中的一个“不咬合”，放在人们生活中既是血流成河的大事件，以及绵延数十年之认同危机。而真要追究二二八的责任人，除陈仪蒋介石之外，难道还有李鸿章伊藤博文？甚或还有导致中国闭关锁国的乾隆皇帝？因此，再说一遍，从大历史的角度观之，技术上或确有责任人，但诸多历史事件，如黄仁宇所言，实有其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但没有责任人的历史悲情，因其“不可避免”性，岂非更加悲情？我每每重听《悲情城市》的原声音轨，既有这种感觉。
至此，我已大致勾勒出来所谓“悲情”的轮廓。二二八事件后至今，台湾岛内深化的身份认同之悲情，也逐步后被台独主张者利用操弄，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攸关要害，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片我会谈到这一问题以及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悲情城市》及其关联 （四、未来）
二二八事件及其后1949年的捕杀中，很大一部分受害人是台湾本省籍的知识分子阶层，这部分人也即是《悲情城市》影片中的重要角色，主要角色哑巴林文清就是在片中知识分子圈子外围的的一个人物。侯孝贤在刻画这部分人的时候下了重手。其一，影片中人物对白数次提到林老师以及他参加了二二八善后处理委员会，这部分人，基本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里面的领袖人物，后来被捕杀殆尽。其原因很多史料认为一方面他们在陈仪的柔性善后举措面前过于激进，政治上自治等主张价码过高，另一方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须知在当时蒋氏的国民党看来赤色马列主义简直就跟瘟疫一样。其二，林文清后来走访狱中难友的家属时传达了两个很有名的遗言表达，一个是：“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还有“父亲无罪，有尊严的活”，在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事。其三，作为活跃分子的宽荣，以及宽荣的知己、政治性较弱、根本就是边缘性的一个哑巴文清，在剧本中都没有逃离必死的宿命。爱国知识分子的菁华，在二二八及后续捕杀中已经被杀干净了。。。。。。
从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角度看，蒋氏的据台欲达致安定，必先愚民，欲愚民，则必先阉割掉民众的思想，欲阉割思想，就只有杀掉思想者了。然而，知识精英的被赶尽杀绝，虽然在短期可以起到稳定统治的作用，但是长期看，必然得不偿失。对台湾本省族群而言，被同时杀掉的还有爱国心，理性，政治热情，等等。从那以后，本省族群的参政意愿大大降低，实事求是地说，本省知识分子的气度功力都元气大伤，至今未能恢复。
直到今日，陈水扁谢长廷之流都能以知识精英之面目领袖本省政治势力，就在前几日，谢长廷还对女性选民说出“如果国民党胜选，对大陆开放，让大陆妹来台抢你们的老公”这种极其恶俗的话，足见当时精英尽没之贻害至今。而台湾岛内独派势力多年来的重要操作议题就是二二八事件形成的认同悲情。他们首先放弃外省人选民，然后在占大多数人口的本省籍群众中操作认同危机，把二二八定性为外来政权对本土群众的屠杀，挑起族群矛盾，激发悲情，然后诉诸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本省人=爱台湾，外省人=大陆同路人=卖台湾，最后收割选票。当选后即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意识形态，逐步实现台独。
蒋经国先生1988年逝世，此后，尤其是1996年台湾地区开始普选“总统”以后，我们就开始反台独，那些印象里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反而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获胜当选“总统”，大陆的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长期存在焦虑感。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正视问题。站在大陆的立场，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岛内政治立场倾向于独立的民众在近20年来在逐渐增加。而无论李登辉或陈水扁，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能够获胜，即说明他们比之竞争对手代表更广泛的民意。
在正视问题后，则需要理解问题的症结。长期的中央帝国之心态，使得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常常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无法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每当日本选首相的时侯，我们的媒体就在评论某某人是不是“知华派”，如果是，则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打交道要容易一些。然而，在对台问题上有否考虑过决策以及执行系统的“知台”性？知台之关键，则在对“悲情”之理解，有此理解，则不会出现每临关键时刻即被利用，刺激悲情给民进党当“助选员”的事情发生。而悲情越被刺激就越悲情，而岛内分离心态就越盛行。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述“今日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成为明日更大的问题”即可为借鉴。因此，对台政策之关节之一在于必须设法逐渐化解悲情，而非加重悲情。尽管从现实角度出发祖国大陆无法放弃武力解决之可能性，但是最后若真以武力完成统一，留下一个打烂的岛屿之外，悲情也将永难弥平，后患无穷。实际上，由于大陆上中央政府与二二八关联遥远，牵扯不大，现实上看其实很有操作空间，这个问题并非此系列主旨，不便展开。但是需要特别警醒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台湾岛上的认同悲情，中国大陆实际上多年以来也仍然没有摆脱自身的历史悲情，即鸦片战争以来为强权欺压的民族主义复兴情绪，近年来有越加强化的趋势。一旦台海两岸的两种悲情出现交会，则会出现如武器专家平可夫所谓的“两岸必有一战的历史宿命”。因此，中短期看来，两岸智慧的战略决策者必须设法控制本方的悲情与对方悲情之间的相互压力与作用，避免我们这个民族新的大悲剧。长期看来，两岸须要放下各自的历史悲情，以未来两岸的共同福祉为着眼点向前迈进。
在这个系列最后一篇的最后部分，再回到黄仁宇老先生的大历史框架。很多专业研究历史和台湾问题的人士提出过很多未来可能的轨迹，包括对两德，朝韩，甚至北爱尔兰问题的参考借鉴。遗憾的是，台湾问题的历史特性，与上述问题均有本质不同。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所有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必然是由相对先进强大的一方主导，而相对落后的一方因此也会有较好的认受度。上篇已经解释过，先进上层结构与落后底层组织的磨合更加容易，两德已有成例，朝韩虽还不见曙光，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必然是南韩为主导。大陆与台湾规模悬殊，因此似乎大陆主导的正当性更强，但是在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先进性全面赶上台湾之前，即使统一接轨，也必将有难以预料的复杂磨合问题。邓小平之一国两制构想，也即有为了避免此种问题的考虑。
这个系列已经写的很长，随着大橡的逐渐成长，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和时间可以坐下来写系列帖子。。。。。。最后，去看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值得仔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