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偿/制度创新（四、创新）

上篇最后讲到美国的资本主义是果而不是因，并且美国现行资本主义的形态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我在《危机/未来，四》那篇中曾经提到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静止的标准过程，谁要资本主义化就按照标准程序过一遍。资本主义本身即是一场运动，它在不同阶段的形态也需由许多一时一地的因子来参与决定。要继续往前发展资本主义，每一个实践的主体，必须主动成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而非重复别国的过程。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中国海外学生的海归这件事情，80年前，20年前，和现在就完全不同。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有一度，还总觉得要努力复制20年前那批所谓成功者的轨迹，其实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括，但是蒸汽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跟底特律时代的资本主义，跟华尔街时代的资本主义都显然不同。

美国人这种物质及其丰富的生活，加之相对平等的社会和比较发达的保障体系，显然令人羡慕。所以很多国家自然地认为是它的这一套制度带来了所谓成功，于是效法者众。实际情况看来，多数这样的国家都失败了，典型的比如中美洲和加勒比海那些小国。以萨尔瓦多为例，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一应俱全，但过去每一个政党和总统上台，无一例外以政府，议会，和司法高层集体腐败告终。一有外援，总统，议员，军警，立马坐地分赃。重新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很快就进入同样的轨道。

还有些国家比如我们，只想移植经济方面的制度，至少暂时不想触及其它方面。这种情形，在物质创造方面有可能可以超过美国。我的一个看法，简单的衡量物质进步的方法，是看看不同国家的个体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美国的普通白领阶层，每周工作40个钟头，早晨很早起床洗澡，然后上班，据我和拙荆所见，大部分上班的都还至少算是忠于职守。晚上回家后基本没有娱乐活动，很早就睡觉，还是跟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影响相关。什么练歌房，洗脚城，大排档夜市在主流的小城镇基本没有，估计也不会市场。平时的娱乐方式就是每年例行的冬季节日季节和春夏季的假期和家庭旅行。其它户外运动也有各自的人群。从酬偿的角度看，这种状态下的个体生产物质的强度是很大的，我认为欧洲的物质进步永远不会超过美国，就是因为它的个体根本不如美国的个体这么辛苦地创造物质价值。中国是有可能在物质上超过美国的，因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中的个体生产的强度据我所知还高于美国，而且在宏观层面中国基本上是重商主义，所以我们国家的物质进步和领先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有缺陷的资本主义酬偿机制的作用下对非物质领域产生的破坏有多大，为了物质进步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而且这种对社会群体的创伤是否可逆。我几年前曾经以为既然儒教本质不排斥有神论，而基督教本身不尝试干预政治，那么如果引入基督教，那么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现在我的看法又完全不同：从我丈母娘跟我说她小区里有人给她传《全能神》之后，我就觉得老想着移植，肯定行不通。茅台酒的生产线搬到贵阳都不行，何况基督教。

《阿凡达》里那些纳美人，为什么那么多人神往，是卡梅隆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酬偿机制下缺失了却又存在于我们本性里的东西。我看那片子，3D眼镜一戴，都有点恍然想做纳美人的冲动。但冷静下来想想，他们的物质相对欠发达，如果不是唯物的酬偿刺激，现在的医疗有那么先进吗？恐怕都没有3D技术让你看《阿凡达》。所以这隐约有种悖论，有缺陷的制度带来物质繁荣，即便人不贪婪，追求物质的不断进步也是人性，如不接受此种酬偿机制，物质的繁荣也必然受影响。美国实在运气，风云际会恰好保存了最物质的酬偿制度，但又克制了缺陷的那部分。

中国从我出国前就开始提制度创新，但实践上这不应该成为严控某些领域改革的托辞。同时运行美式的经济模式和中式的政治体制决然不是制度创新。真有志于制度创新的人，我想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眼界，到理念的境界。制度创新应该考虑的不是银行的股权安排国退民进这类话题，而是怎么样改良酬偿机制，哪些才是一个中国人需要被酬偿的特质和行为，以及用什么方式进行酬偿。怎么样维持酬偿机制对物质发展刺激作用的同时保守基本的人道价值观，等等。举个例子，有些已经在美国做出来的创新，比如个人的信用积分系统，最初是为金融机构决定贷款风险所设，信用分高贷款时利率要低一些，但后来很多其它社会活动也用信用积分，比如招聘时，信用积分是一个重要参考。这就从侧面酬偿了“守信”这一人的特质。

好了，这一个系列就受在这儿了。虽然有一些话没有都写出来，但骨架在这儿了。按国内经院派的说法，我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过是民间的野狐禅，我想可能连野狐禅都算不上。但是，我不多的经验证明，要从最根本之处考虑问题，把自己的思维从简单的事实（facts）和现象（phenomenon）中出发，比从先贤的论著中出发要更为有效。比方说，如果你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发，很快就会被笼罩在大师的思想框架内，可能就不会质疑资本主义的酬偿机制。妄言了。